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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此，才能使个案的裁判超越其所判断的个案，对其他事件产生间接的影响[25]，形成富有我国本土色彩的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和理论。

(26)前注④，罗豪才文，第6页。在行政法学研究日益精细化、部门化、零碎化的今天，行政法理论基础这一论题是否还有学术价值？行政法体系、结构的完善，行政法领域各具体问题的探讨，是否还需要在一个或多个理论基础的指引下进行？三十年前开创的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讨论及其学术成果，对于今日的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是否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和完善之后，平衡论是否已经功成名就而应寿终正寝呢？在面对全球化、网络化、私有化等不断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平衡论及以平衡论为基础之行政法学是否依然能够合理诠释历史、有效回应现实、逻辑上完整自洽⑥？公法仍在变迁⑦，行政法理论基础是否也应当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值得所有行政法学者共同关注。

(46)具体分析，可参见朱新力、唐明良：《行政法基础理论改革的基本图谱：合法性与最佳性二维结构的展开路径》，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平衡论在其确立之初，平衡论者就将行政法的功能定位为：既保障又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既制约公民违法行为，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平衡论者通常接受现行的宪法框架和结构，这种立场相对安全。已经提出的这些理论基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回应和解释新行政法提出的挑战，值得深思。正在兴起的公共治理和不断变革的行政实践，彻底改变了平衡理论创立之初的制度背景。

这种现象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已经出现，引发了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和任务的反思。四、结语 三十年前开启的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学术讨论，几乎贯穿了改革开放之后行政法发展的全部历程。因此，完整的国家荣誉制度不仅应该包括国家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亦应涵盖公民的权利体系。

[51]在2013年间国务院再次取消了76项评比达标表彰评估项目，并提出了设置相关荣誉需遵循的原则：应具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由党中央、国务院文件规定。为其助长国民之虚荣心，徒贡枭杰之利用，足为专制之媒，共和之蠹，民国政治之腐败，未始非此制有以助成之。之所以在战争状态下进行普查，学者指出背后牵涉到建构政权合法性的问题，由于抗战时期至少有重庆、延安、南京等三个不同的政权同时存在，谁能掌握表彰、褒扬与纪念抗战忠烈之士的权柄，就代表谁拥有道德裁量的政权合法性。（3）在1978年宪法未设置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怎么能创设出国家的名誉主席，这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

诚如《解放日报》对于表彰活动意义的阐述，认为此项荣誉制度可以树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良好社会形象，形成正确有力的政治导向，引导和激励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培养和建立一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队伍[73]。在1977-1979年间密集了举行了五次全国性的表彰会议，其意在接续自1960年以后停止的劳动模范的表彰传统，也体现了国家任务向经济建设的复归，其中1978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更是被认为是全国拨乱反正的开篇之作、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铺垫。

国家荣誉具有更高法律位阶，应侧重于表彰公民重大贡献和高尚品行，实现政治吸纳和主流价值培育的功能，具有严格的授予条件和程序。同时规定了科学发明、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与文学艺术作品的奖励，这意味着新政权的任务开始向经济与文化建设的转移。同时，藉由建立起私营企业主与政府官员的联系，有效影响政府决策与执行，获取地方政府所掌握的企业重要资源[74]。在君主政体中荣誉替代了政治品德，并且成为品德的代表，同时荣誉推动者政治机体的各个部分，它用自己的作用把各部分连接起来，这样每个人自以为是奔向个人利益的时候，就是走向了公共的利益。

在国家荣誉的褒奖方式上，应将精神性奖励作为国家荣誉制度的主要方式，强调国家荣誉的非物质的路径（non-materialist approaches）[84]。（2）1924年至1927年因参加东征和北伐战争而阵亡的烈士。（5）作为宣誓的常用语（swear and on my honor），其中仅有9国宪法将国家作为荣誉主体，包括了玻利维亚2009年宪法（honor and sovereignty of the country）、智利1980年宪法（security or the honor of the Nation）、中国1982年宪法（honor and interests of the motherland）、赤道几内亚1991年宪法（honor the fatherland and defend its sovereignty）、危地马拉1985年宪法（maintain the independence， sovereignty， and honor of Guatemala）、日本1946年宪法（pledge our national honor）、墨西哥1917年宪法（the independence， territory， honor，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homeland）、秘鲁1993年宪法（to honor Peru and to protect）、委内瑞拉1999年宪法（to honor and defend their native land）。事实上，科技领域的国家级荣誉也是我国少数具有专门管理与评审机构的奖励类别，科学技术部下设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是我国目前专门从事科学技术奖励的机构，负责的国家科技奖励包括了国家科技四大奖项（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评选工作。

因此，那些积极推动荣誉立法，以求改善目前社会价值观的提议(24)，虽不失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但是不应该过高估计荣誉制度对于社会主流价值的作用。（6）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同时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也开始举行全国关爱员工优秀民营企业家的评选。事实上，对于外在荣誉与内在德性的区分具有久远的理论脉络，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就提出荣誉是政治生活的目的——但是荣誉相对于善与德性而言就显得太肤浅了，荣誉是取决于授予这而不是取决于接受者，而善和德性则是固有的。

因而国家在英模塑造过程中也不遗余力地运用现代传媒所来带的宣传便利（电影、新闻、文学、电视剧、歌曲、图书、网络等），达到最佳的宣传与动员效果。但是在国家面临着战争危险或者进行军事动员时，首先会激活以牺牲精神为核心的军事荣誉[22]，比如美国在9•11之后专门增设了全球反恐战争远征章、全球反恐战争服役章、阿富汗战争章、伊拉克战争章等军事荣誉，而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更是广设战争勋章，以鼓励青年参军并激励战争斗志。结论部分在概述国家荣誉制度的理念、规范和功能的基础上，总结国家荣誉立法的取向与原则。（一）国家荣誉制度的双重主体 事实上，与多数国家宪法所规定的荣典权力与公民荣誉的语境不同(14)，中国宪法事实上预设了双重主体结构的荣誉制度，分别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荣誉和以公民为主体的个人荣誉。[27]学者指出，荣誉制度的实现过程不仅是作为生产管理技术，也是政治动员与权力意志实现的过程[28]，而这一阶段的经验对于此后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的荣誉制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学者曾通过对南斯拉夫的荣誉制度研究，并将与政治贴合最为紧密的法律人作为分析对象，结论认为荣誉并未直接与先天身份相联系，这说明荣誉的分配过程做到了外观平等。

中国宪法第54条规定了公民有维护国家荣誉的义务，此处的荣誉主体是整体意义上主权国家。为了促使国家荣誉制度的规范建构，中央政府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包括了规范荣誉设置主体、减少荣誉数量、确立荣誉设定的原则。

在1913年议员就新颁行的《勋位令》的五点质问中，也提出了勋位制度与共和政体的兼容性问题，抑中华民国非实行平民政治，而永久保存此阶级制度乎，此不能无疑者[8]。[78]这也说明，荣誉制度可以推动的社会主流价值培育，通过英模群体所体现的个人价值以影响和感召其所处的地域和阶层，从而建立了一种更为柔性的社会控制和行为引导方式，并且配合以荣誉制度所附带的物质回馈和法律规范体系，成为理性个体进行社会选择的最佳方案。

因而在1982年宪法修订中将维护国家荣誉确定为公民的基本义务，旨在要求公民提高自己作为主人翁对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的责任感，并将其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30]。表彰权力向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转移。

长期以来，作为政治吸纳机制的爱国统一战线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理论重视和实践运用，通过理念、方式与过程上的整合，成为执政党发挥其软权力的重要载体，是我党获取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整合的重要手段[63]。因此国家荣誉制度的设计和评价也均围绕着现代化建设，在荣誉设置、评选程序、目标人群等方面均体现了国家任务的要求。因此，在宋庆龄弥留之际授予其国家名誉主席的殊荣，有较强的政治吸纳和宣示意图。三、国家荣誉的宪制功能 现有研究与立法建议指出了荣誉制度所具有的多元功能，包括了推动推动精神文明、建构国家认同、落实宪法规定、接轨国际惯例等作用。

（一）荣誉制度的反对者 与当下推动国家荣誉立法的统一意志与迫切心态相比，民国时期进步人士对国家荣誉及其立法则显得意见纷纭，其中不乏反对设立荣誉制度的声音——而这些反对意见所体现的思想张力，仍值得当下的立法所镜鉴。这种双重主体的荣誉制度是基于制宪者对于两者关系的理解，即将国家荣誉视为公民荣誉的基础。

而在此过程中，通过国家荣誉制度树立英模的方式较之于空洞的政治说教更加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宪法所确定的荣誉制度在实施路径上基本上都是国家的单方行为，从荣誉制度设定到荣誉评选的运作，国家意志主导了整个过程，缺乏足够的参与性与透明度。

由此可见，李大钊针对民国荣誉制度的反对意见，与戴季陶的理论出发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着眼于荣誉制度的建立不仅无助于共和政体的巩固，反而可能会导致专制制度的回潮。(18)上述对于荣誉表彰制度的清理整顿，事实上是在转变政府职能、削减公共开支的政府体制改革趋势下促成的[52]，为荣誉制度的设立与评价确定了基本权力分工和原则，但是由于其并非旨在建构统一的国家制度，所以专门的国家荣誉立法仍属必要。

个人荣誉立足于国家荣誉之上，这种关联在战争时期直接体现为国家安全和军人荣誉的联系，而在和平时期往往被具化为国际竞技体育中的为国争光，甚至体育被赋予获得国家承认、实现国家荣誉、乃至推动国家建构的重任[31]。现有文献虽未充分反映彼时的决策过程，但是依据现有资料可以做以下判断：（1）授予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事实上有配享孙中山的国父称号的初衷，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开篇即是宋庆龄同志早年追随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62]这说明，对于荣誉制度的批评，事实上触及到了革命、建国与执政的正当性问题。[18]究其原因，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面临着繁重的政治动员的任务，国家需要将基层社会的力量纳入到国家意志之下，使其成为革命或建设的中坚力量。

将人民的含义定位于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另一方面代表国家对于公民的教化与规训，经由塑造英模以达成特定的国家目标。

（三）荣誉制度与主流价值观 国家荣誉制度有利于培育主流价值，即通过表彰与宣传英模所体现的优秀德性，强调个人行为与国家利益的内在关系，鼓励社会成员进行效仿。这种观点在1917年李大钊一篇题为《共和国与荣典》的时评中，得到了更直白的表达：爵赏之制，专制政治之产物，野心家资以为笼络人心之具也。

应当将宪法中关于荣誉制度的双重主体落实于制度设计之中，将共同体命运与成员命运、国家荣誉与个体尊严、国家任务与程序公正真正联系在一起。在国民政府法制局长王世杰在1927年呈交的反对颁布褒扬条例的理由说明中，也认为荣誉制度就提升公民道德并无实际作用，而在共和国中应推动公民教育以期培育新道德：国家之所崇尚倘为旧式之忠孝节义，褒扬之制诚尚不难使历来之所谓愚夫愚妇有所自勉，国家之所崇尚倘为新道德新事功，褒典之设对于彼辈亦未必有何等效力，以故近代国家为提高社会道德起见，群注重公民教育与平民教育(6)。